国家审计署2月27日公布了《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》，辽宁、湖北等16个省（市）在100条（段）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，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。按地方政府核定收费期限和目前收费水平测算，这些收费站点还将收费195亿多元。审计调查结果还显示，浙江、安徽等7省（市）提高收费标准，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。审计指出的违法收费的具体类型是：一是公路项目建设中未使用银行贷款或使用了银行贷款但已归还，仍设有66个收费站；二是在国家明文规定禁止收费的三级公路上违规设置30个收费站；三是采取“一站多点”等办法，违规异地设置41个收费站点；四是公路未建先收或边建边收，违规设置21个收费站点。
　　过路要收费，以路养路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，为筹措建路资金而从国外学来的。这一举措解决了我国交通建设资金短缺的瓶颈问题，迎来了高速公路和其他交通设施大建设的时代，带动了汽车工业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大发展，改善了人民生活。但是，只见不断开设收费站，不见还清贷款停止收费，也成了我国路政建设的一大奇观。百姓是无法知道收费和成本的内幕的，感谢审计署这次能够指名道姓地披露这样的权威数据。
　　这样长期的、巨额的、普遍性的违法违规现象，一个功能健全的社会是由谁去进行监督管理的？按照亚当·斯密的理论，政府是“守夜人”，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，因此应当由政府去管。像审计署这次就很好地担当了人民利益的“看门狗”的角色。但是，审计部门也发现，收费行为的主体恰恰也是各地的政府。政府自己在这样做，那么由谁去监督？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办的？监督控制者又是谁？
　　可以是人大，可以是媒体，但主要是法院去监督。法院能够通过司法审判制约政府的这种违法行为。我国有《行政许可法》，所有的收费都必须有许可审批。这些违法收费是怎么批出去的？是谁在违法？一审就清。但是法院是被动受案的，不告不理。那么，向法院递诉状的人是谁？这就是公益诉讼的律师。美国的《吹哨人法案》，就是规定律师可以代表权益被损害的人群，以社会公益代言人和警戒者的身份，向法院控告政府违法。律师可以担当社会危机的“警告者”和“吹哨人”，让司法权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。
　　我国有这样的律师吗？有的。近年来，有律师告收费站布点不合理、高速公路不高速、民航晚点不赔偿、铁路局退票不给正式发票、告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强制播放搭片广告等。我国已经有了不少的公益诉讼。但这些官司，大多数法院判律师败诉，有的案件则不了了之。如此下来，公益诉讼基本萎缩，或者被当作哈哈一笑的闹剧。
　　因此，我们可以明白，问题出在法院，是一些法院没有起到保护民权、守护社会公平的作用。再深究下去，其实是法院的地位使然，它没有审判政府的能力。行政诉讼，从受理开始就困难重重，到判决则分而散之，赔个几元几十元，真正判得乱收费者不敢再违法的，可以说少之又少。
　　笔者分析了一下公益诉讼出现如此现状的原因：一是因为我国公益诉讼的法律还不健全，主要是原告的资格问题；二就是法院对集团诉讼的种种恐惧和限制，司法权不敢介入社会敏感问题；三是社会观念还不接受，认为搞公益诉讼是旁门左道，炒作大于实效；四是法院判赔的实体法依据还不完备；五是诉讼费用问题。由于我国没有《吹哨人法案》，也没有“费用转移制度”，集团诉讼不准搞“风险收费”，几乎所有的原告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　　审计署年年出新闻，但是落实起来似乎都不如人意。今年的这个专题报告，可以是过眼云烟般的小“信息”，也可以是真正有利民生的一个大动作。我们的政府、人大、媒体、律师、法院，能不能真正做点对人民有好处的文章，对查出问题的收费站撤销一批、停止一批、降价一批、处罚收缴一批，真正判决败诉一批，才会是真正的一项“民心工程”。但笔者也知道，这可能只是书生的良好愿望。

　　作者为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，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。